科普是连接科学与公众的重要桥梁，随着社交媒体兴起、信息传播碎片化以及公众科学素养参差不齐，科普领域也频繁面临舆论危机。
从疫苗争议到气候变化否定论，从转基因食品恐慌到人工智能伦理争议，科普舆论危机不仅影响公众对科学的信任，还可能阻碍科技进步和社会决策。事实上，这类危机并非当代独有——早在19世纪，科学新发现与既有社会认知的冲突便已引发大规模舆论震荡…
科普舆论危机的主要表现
科普舆论危机通常表现为公众对科学结论的质疑、抵制甚至阴谋论传播。
如疫苗接种运动曾因反疫苗运动（Anti-vaxxer）的兴起而受到严重冲击，导致麻疹等可预防疾病在全球范围内反弹（WHO, 2019）。气候变化议题也面临类似挑战，尽管科学界已达成共识，但部分公众仍受政治立场或经济利益影响，否认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Oreskes & Conway, 2010）。此外，转基因食品、5G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也常因误解或夸大风险而引发公众恐慌。
若将视野拉长至科学史，最早的科普舆论危机可追溯至19世纪70年代的“牛津大辩论”：
当时英国社会对达尔文进化论存在巨大争议，进化论支持者赫胥黎与神创论者威尔伯福斯在牛津大学展开辩论。威尔伯福斯以宗教教义为依据，抨击进化论违背上帝创造世界的教义；赫胥黎则从科学角度为进化论辩护。这场辩论引发了公众对科学和宗教关系的广泛讨论，在当时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影响（Desmond & Moore, 1991）。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抵制雀巢产品”运动——雀巢公司被指责其婴儿食品营销策略导致发展中国家母乳哺育率下降、婴儿死亡率上升，这场持续10年的运动凸显了商业利益与公共健康科普之间的冲突（Beder, 1993）。
这些危机不仅影响科学政策的实施，还可能加剧社会分裂。
科普舆论危机的成因分析
科普舆论危机的根源复杂，主要有：
1. 科学传播的局限性：传统科普模式往往采用“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缺乏互动性，难以适应社交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Brossard & Lewenstein, 2010）。
2. 信息过载与虚假信息：社交媒体算法倾向于放大极端观点，导致科学事实被淹没在虚假信息中（Lazer et al., 2018）。
3. 公众科学素养不足：部分公众缺乏基本的科学思维能力，容易受到情绪化叙事的影响（Miller, 2010）。
4. 利益集团干预：某些行业（如烟草、化石能源）曾通过资助“独立研究”或游说活动，制造科学争议以延缓政策出台（Oreskes & Conway, 2010）。
典型案例分析：疫苗争议、气候变化否定论与历史危机
疫苗争议是科普舆论危机的典型代表：1998年，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在《柳叶刀》上发表虚假研究，声称麻疹疫苗与自闭症相关，尽管该研究后来被撤稿并证明造假，但反疫苗运动仍持续至今，导致欧洲和美国麻疹病例激增（Deer, 2011）。
气候变化否定论则是另一种危机模式：尽管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多次发布权威报告，但化石燃料行业曾资助研究淡化气候变化风险，导致部分公众至今仍持怀疑态度（Oreskes & Conway, 2010）。
科普舆论危机的应对策略
1. 加强科学传播的互动性与可信度：科学家应积极参与社交媒体，采用故事化、可视化的方式传播科学（Nisbet & Scheufele, 2009）。例如，中国科学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通过短视频平台科普病毒知识，有效缓解了公众恐慌（汤书昆 & 樊玉静, 2020）。
2. 打击虚假信息：平台应优化算法，减少阴谋论和虚假信息的传播，同时建立科学辟谣机制（Lazer et al., 2018）。如中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明确规定“禁止以科普名义传播虚假信息”，为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
3. 提升公众科学素养：教育体系应加强批判性思维训练，帮助公众识别伪科学（Miller, 2010）。中国科协开展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即聚焦于此，目标是在2035年实现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25%（中国科协, 2021）。
4. 政策与行业自律：政府应规范科学传播伦理，防止利益集团操纵科学叙事（Oreskes & Conway, 2010）。例如中国《广告法》禁止婴幼儿食品广告暗示替代母乳，正是对“雀巢事件”的制度回应（国家工商总局, 2015）。
结 语
科普舆论危机是科学传播面临的其中一个重要挑战，但通过改进传播方式、加强科学教育、打击虚假信息及政策引导，可以逐步增强公众对科学的信任。
未来，科普界、媒体界、政府和公众需共同努力，构建更健康的科学传播生态，使科学真正服务于社会进步。
参考资料：
- Brossard, D., & Lewenstein, B. (2010).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models of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9(4), 361-376.
- Desmond, A., & Moore, J. (1991). Darwin. London: Michael Joseph.
- Lazer, D. M., et al. (2018). The science of fake news. Science, 359(6380), 1094-1096.
- Miller, J. D. (2010).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In J. D. Miller (Ed.),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pp. 265-288). Routledge.
- Nisbet, M. C., & Scheufele, D. A. (2009). What’s next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Promising directions and lingering distra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Botany, 96(10), 1767-1778.
- Oreskes, N., & Conway, E. M. (2010). Merchants of Doubt: How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Global Warming. Bloomsbury Press.
- WHO. (2019). Ten threats to global health in 201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储节旺, 朱玲玲. (2018).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预警研究. 情报科学, 36(2), 15-20.
- 汤书昆, 樊玉静. (2020). 突发疫情应急科普中的媒体传播新特征——以新冠肺炎疫情舆情分析为例. 科普研究, 15(3), 3-12.
- 中国科协. (2021).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
- 国家工商总局. (2015). 广告法（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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